(汇报)新加坡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佛教




宗教能否在国家外交关系中扮演先行者的角色?就新加坡宏船法师(1907-1990)的个案而言,这是可行的。「新加坡与中国关系中的佛教――以宏船法师及其访华为案例(1982-1990)」,正是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系博士生谢明达先生本次的讲题。主持人杜忠全老师与主讲人谢明达先生曾在数年前的佛学会议上同场发表论文,当时杜老师尚未任教于拉曼大学,未料今日竟在拉曼大学碰头,反倒让人先见识到宗教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微妙影响。

 

这场交错着佛教与历史氛围的讲座,于2013615日在金宝中华研究院会议室进行。谢明达先生表示,宏船曾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及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人。他研究本课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乃本身为广平法师(宏船弟子)的在家弟子,1998年才信仰佛教,但当时宏船已圆寂,因此没办法进一步亲近他。也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的论文就以宏船为研究对象。第二个原因则比较有趣,当年很多人认为宏船是新加坡国师,因为他和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关系非常好。延伸而来的传言,则是李光耀曾在1980年代新加坡面临金融危机时请教宏船,宏船认为若想改善新加坡的危机,则需每人手持八卦,李光耀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宏船继而建议李光耀把八卦印在一块钱硬币上,这让人人都能手持八卦了。此有趣传言成功引起讲座听众的兴趣,不约而同把目光置于主讲人展现的新加坡一块钱图片上。谢明达先生补充,李光耀3年前曾公开否认此传闻,但很多人认为政治家的言论不可靠,因此一块钱的设计,至今仍是历史之谜。

 

主讲人简述19753月,以新加坡外交部长为首的代表团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李光耀也在翌年到访中国。至于邓小平于1978年回访新加坡的举动,则被认为是中新关系的转折点。1950年代,中国宗教活动等受到限制,但在1952-1966年间,佛教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作用。成立于1953年,作为中国最高佛教机构的中国佛教协会,更充当东道主接待其他国家佛教界的来访。通过这种方法,中国政府希望赢得来访者的支持,为中国的外交关系加分。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开放,宗教政策也有所松动;佛教不仅获得恢复,而且在华南地区特别兴盛。中国政府再次振兴佛教,以之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198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始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顾问与投资者的双重角色。经济利益和互动促进了中新双方领导人的接触,李光耀也在198019851988多次访华,以及在1990年以总理身份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因此中国的重新开放、宗教政策的放宽、佛教的复兴等因素,都为宏船1980年代的访华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背景。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宗教政策的宽松,让宏船开始考虑访问中国的可能性,随后在1982-1990年期间八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数次访问中,他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参访佛教圣地,帮助重建与师父会泉法师(1874-1942)有关的佛寺,并主持宗教仪式。在中新两国尚不存在正式外交管道下,宏船的宗教之旅,作为非正式外交管道,帮助两国建立信心。中国佛教协会对宏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的访问增进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谊。

 

1980年代初期,宏船派弟子到港澳先行联系,成功联络上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接洽后,中国佛教协会发出邀请,促成了宏船于1982-1983年间最初的两次访问。19827月,宏船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广州和赵朴初进行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由于宏船和赵朴初皆属羊,地点在羊城广州,所以这场会面被称为「三阳开泰」,象征中新佛教领导交流的开始。1983年,宏船再次受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抵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班禅喇嘛希望宏船法师能经常访华,为中国尤其是佛教发展提供更多帮助。两次成功的交流,使宏船与班禅喇嘛、赵朴初及其他中国官员建立了联系。由于赵朴初和班禅喇嘛同时是宗教与政治领袖,让宏船与中国宗教与政治领袖有了史无前例的密切联系。

 

宏船之后再次收到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希望他三度访华。法师和15人组成的访问团在19848月出发,此行重点在92日与中国副主席乌兰夫的会面,乃僧人首次有机会会见高级别的中国领导人。乌兰夫称宏船对促进两国佛教的友好关系有极大贡献。宏船本次访华任务开始政治化,而中国政治和宗教领袖皆认为他是新加坡杰出的僧人,即便两国尚未正式建交,宏船也能成为两国宗教关系的纽带。宏船成功的访华史,为中新两国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1985年,宏船四度访华,并邀请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各大宗教领袖一同到中国访问,这时的宏船开始扮演宗教外交家的角色。成立于1949年的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宗旨在防止新加坡各宗教团体和种族的冲突,对代表团的重视和关注表明中国政府将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一个半官方机构,看成是新加坡最具代表的宗教机构。此行也再次会见了乌兰夫,让乌兰夫特别感谢宏船对中国和中国繁荣的关心。宏船第三及四次访华体现出官方、半官方及非官方三方面合作,促进了中新关系。中国佛教协会作为中国政府官方机构,通过宗教交流扩展中国外交,而这两次访华,正是中国政府的特地安排。

 

尽管两国关系友好,但若中国没有回访新加坡的话,此事就不能称得上圆满,因此宏船积极邀请赵朴初居士等人访问新加坡。1988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赵朴初居士到新加坡进行,促进了中新两国特别是两国佛教组织友好关系的建立。赵朴初一团在机场受到官方的欢迎,在场者包括了新加坡新闻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及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为期一周的访问,赵朴初参访了佛教团体、福利机构及佛教学校,对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敬佩,并对宏船表示中国的佛教机构应学习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这次的访问也变成政治访问,因为赵朴初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故新加坡政府也以政治家的礼仪热情地招待他。中国代表团也会见了新加坡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而税务局局长也亲自邀请接待赵朴初及代表团,因此赵朴初此行外交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中新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赵朴初此行原是宗教性的访问,是宏船的客人,且邀请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及促进两国的佛教联系。然而他作为政治领袖及政治要人的双重身份,显然使他在访问上带了政治色彩,受到欢迎。此行的意义在于此乃宏船访问的礼尚往来之举,如果没有宏船先前的访问,很可能无法成功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前来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尽管表面上对宏船先前的访问看起来并不关心,但实际上对两国的宗教交流了如指掌。虽然新加坡政府没有将宗教列为宗教政策,但却很欢迎这种非官方关系的交流存在。另一方面,宏船对中国的访问,也受新加坡佛教界的认同。新加坡宗教联谊会领袖对宏船邀请他们参与第四次的访华行程深表感激,宏船的信徒也慷慨捐献重建中国寺院,其中一名何居士就捐出了五百万整修宏船法师的祖庭承天寺。

 

宗教兼政治的访问,为中新外交带来进展。宏船在198810月重访中国。199010月,中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几天后,宏船最后一次访中国,为承天寺主持开光仪式,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宗教及政治任务。199012月,宏船在新加坡安然圆寂。

 

在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宗教交流在促进两国关系方面而言是具意义的。宏船和中国高层的会面,以及赵朴初接受邀请访问新加坡,说明了中新两国佛教领袖的联系增加了两国文化及宗教关系,证明了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前,宗教在两国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外交部目前已正式开始地区性的佛教交流,直至2012年,中新双方的宗教交流仍持续着。

 

在交流环节中,三位中华研究院讲师都积极向主讲人谢明达先生提问或提供意见。在林志敏老师的询问下,谢先生回应宏船当时的很多信徒并不了解访问中国的意义,大多都以为宏船要重建祖庭,才会召集很多在家弟子到中国去。除了中国之外,宏船跟泰国政府也有非官方的外交联系,曾在1987年获泰国国王颁发的「华僧大尊长」头衔。至于其他国家的佛教总会则跟政府没有密切的合作与关系,因此宏船在其他国家的访问主要是以宗教为主。

 

 

黄文斌老师则根据宏船的生平事迹,认为宏船17岁来到南洋,心愿就是回国修祖庭,但到了1980年代才找到机缘,才会在1990年到中国主持开幕后回星两月就去世;大师级的出家人圆寂前都会先完成自己的心愿,这或是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视角。杜忠全老师补充闽南佛教对东南亚佛教影响很大,为一可开拓的领域,建议谢明达先生注意此课题。

 

通过宗教界的互动来研究、了解历史,谢明达先生本次的讲座,让在场同学们也对所谓的「研究视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陈慧倩报导)

 

 

 

Last updated: 31 Oct 2013 by ICS © 2003 - 201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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