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美玲教授的讲座――「田野里的听: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于2016823日(星期二),邀请了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简美玲教授,分享其于中国贵州省台江县雷公山的一个苗族村寨的田野经验,并讲解“听”这一动作对人类学家进行田调时的重要性。

 

这场讲座「田野里的听: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Cultivating the Ethnographer's Ear)于下午2时,由陈爱梅老师主持。除了中文以外,简教授还通晓多种语言,如日语、苗语、阿美语等。此外,简美玲的研究著作甚多。

 

简教授首先为大家解释了这一次的演讲以“听”为主的原因。她指出,身为民族志工作者或者人类学家,仅仅靠“观察”和“访谈”来进行研究是不足够的。这是因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工作与众不同。第一,人类学家不是待在研究室,而是走入外界;第二,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多数不是量化的,而且更多的是不确定性。这两点也常常是使到人类学家焦虑的情况,然而也是这类型研究工作的特别之处。接着,简美玲也对人类学的研究做了简介,以便让现场的出席者能够了解接下来的议题。她表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常常只是一个小村落或者一个极小的区域,然而其研究成果常常可以反映出一个大的文化现象或问题。这不仅是需要人类学知识,还涉及了人类学家的身体经验、个人情绪,以及对这个专业自我与认同的修炼。

 

 

简美玲在讲座中分享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贵州高地苗寨的“游方”习俗研究论文。进入探讨“游方”习俗之前,简美玲对该苗寨进行一段简单的介绍。该村寨名为“Fangf Bil”(反排),他们称自己为“Hmub”或者“Hmong”。简美玲表示,反派村落是一个父系社会(Patrilineal society),如同其他中国南方地区一样,女性在这种父系社会中,她们依然具有自主权。其他也表现出女性自主权的南方地区,如惠安有常住娘家的“惠东女”(婚后双居制),而顺德有终生不嫁的“自梳女”。这种女性自主或女性结伴生活的民俗,在这些地区相对普遍,这也表现出这民俗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反排村落的婚俗是“交表婚”,即人们将与自己父亲或母亲的兄弟姐妹之子女结婚,并且奉行村寨内婚(Affinal alliances / Cross cousin marriage and village endogamy),认为“好的女子嫁本寨”。这种村寨内婚的风俗,只有在村寨足够庞大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是为了避免近亲通婚带来的后果。此外,反排村落是一个二元社会(Binary Social Structure),苗民之间只有两种身份,即“兄弟”与“姻亲”。在这个村寨中,只有两个姓氏(唐姓和张姓),同个姓氏为“兄弟姐妹”(Gadghat),否则为“姻亲”(Khait)。他们之间以亲属称谓相互称呼,也就是彼此都是家人,没有外人。简美玲以外人身份来到苗寨,然而她居于唐家,因此于唐家,她为“姐妹”;于张家,她为“姻亲”。

 

在了解了反排村落后,简美玲便开始讲解“游方”于该苗寨的意思。所谓“游方”,古代指“游走四方”,现指男子四处游走以寻觅有缘人;然而,在该苗寨里,“游方”指男性逛村寨求偶(courtship / flirting),而且是在老人与小孩都入睡后的深夜里才可以游方。由于“游方”这个词带有男女之情的意思,因此在村寨中是不能公开提及的,所以年轻人会以其他语词替代之,如“坐在一起”、“聚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是“敲窗”。由于村寨内婚以及交表婚的风俗,“游方”是村中男女在有限范围内寻找自己心仪之人的方式。

 

总而言之,简美玲的研究报告,主要以反排村落中的男女婚恋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敲窗”的求爱方式之所以与“听”相关,是因为“敲窗”只能够在深夜进行。村寨里的男生必须等到晚上,老人家都入睡以后,他们才能够开始在村寨中游走,然后敲响心仪女子的窗户。由于苗寨在夜晚并没有太多光线,若要对此习俗进行研究探讨,则必须以“听”的方式进行,而不能够观察之。

简美玲回忆自己在苗寨中的经验。她说,夜晚的反排村落依然热闹,尽管看不见,却能够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如脚步声、口哨声及谈笑声。此外,由于她与以为未婚苗族女子同住一室,因此也常听见有人敲响这个女子的窗户。起初,她总被这些敲窗声干扰睡眠;直到后来,她已经习惯了敲窗声,即便有人敲窗她亦熟睡不醒。另外,简美玲还提出她进行田调时的一个难处。在反排村落的风俗中,只要还未有孩子,那便算是年轻人,并且可以参与游方。当时,简美玲已为人母,因此不能够参与游方。在无法亲眼观察的情况下,还面对无法亲身参与的问题,因此,她能够采取的研究方法便是“听”。

 

夜晚游方,偶有例外。如,在村寨进行节日庆典时,男女可以在白天,而且是公开场合进行游方。当有跨村寨庆典的时候,游方也可以是跨村寨的。一般时候的游方,偶尔也会有村寨外的男子到村寨内寻找心仪女子。另外,男女游方有时候也会对歌。由于游方一般于深夜进行,因此他们所唱的歌曲,旋律一般轻而柔,以免扰人清梦。男女游方之时,有时候举动会非常亲密,然而他们可能只是初次见面,而且可能连对方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在对反排村落的游方习俗进行考察的时候,简美玲无法亲身参与,因此她只能选择在旁边观察;然而,当地游方确实在黑暗的夜晚中进行,因此她连观察也做不到,唯一的方式就是用耳朵这个感官去“听”。简美玲表示,在进行研究工作及博士论文书写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用“听”的方式去做研究。她是在多年以后,再次翻阅田野笔记时,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听”的方式做游方习俗研究。

 

简美玲在讲座中提出Paul Stoller这位人类学家,作为以“听”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例子。Stoller是一位主张“感官”在人类学知识中的重要性的人类学家。他认为,“听”可以让人类学家融入自己所要观察的人群、对象,也可以通过感官经验的互通,让人类学家更了解观察对象的文化意涵。通过“听”,人类学家不会刨根问底地、急切地追问,而是学会出于一种偏向消极性的研究方式——聆听。

 

简美玲还提出了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福柯曾经谈到希腊、罗马时期的文人透过日记、书信的书写,而进行自我修炼(take care of the self)。简美玲指出,这种现象,与自己进行游方习俗研究时的情况很相似,因此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为大家阐述了将“听”来的资料讯息,转化为文字(田野笔记)的情况。她认为,这一听一写的过程,是对自我的一种修炼。她必须清楚,自己所听所写,不仅仅是反映苗寨男女如何谈情说爱,而是要表现出这个社会的维系与延续。

 

在针对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同时,简美玲表示,自己还需要面对心理上对“他文化”(The other culture)的排斥。身为人类学家,她必须通过身体经验,日复一日地去包容与接受陌生的文化习俗,方可对其有足够的了解,继而能够进行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究。简美玲引用了Paul Stoller的话语,提出了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进入“他文化”的时候,应该像个学徒、像个孩子,抛开过去一切就有观念,重新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文化。简美玲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情感逐渐转变,从一开始的挫折、害怕,逐渐化为熟悉且感同身受。

 

简美玲在研究结束后,曾经再回到反排村落。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的政策,许多山里的苗族已经搬到县城里,村落中的住户明显减少许多。对于从山里搬迁到县城,简美玲表示,苗族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着想,所以搬出去,这个初衷是好的;然而,他们在县城中的居住环境,显然不比山里、村寨里的好,有些住家甚至面对缺水缺电的问题。此外,这也会使苗族的文化逐渐消失。例如,在通讯发达的县城里,苗族男子并不需要以敲窗的方式追求女子,这个文化将会慢慢被人淡忘而消失。

 

(甄蔚宁报导)

 

Last updated: 25 Jan 2018 by ICS © 2003 - 201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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