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历史研究青年培训计划(三):社区历史与田野调查方法实作

究竟要以怎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达到较为完善的社区历史以及田野调查呢?在讲座伊始,主持人陈爱梅老师首先谈起一件轶事,那是在两年前当她到东马去进行客家研究的时候,刚抵达目的地时,当地人就不断地提及“罗烈师”这个名字。原来是罗烈师老师在这个地方进行社区历史与田野调查期间,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正如罗老师自己所言:“人类学有一种很重要的素养,那就是成为‘当地人’”。

 

照片一:罗烈师副教授正向同学分享心得。(左为陈爱梅老师,右为罗烈师老师)

在黄文斌老师的诚邀之下,由陈爱梅老师主持、国立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罗烈师副教授为2015年度华人历史研究青年培训营众学员、拉曼师生及交通大学客院师生主讲为题《社区历史与田野调查方法实作》的讲座会。讲座于731日(星期五)中午12时在P004教室顺利进行。罗老师于此次的国立交通大学移地课程期间从台湾带领了十四位同学来到金宝进行田野调查。罗老师在此次讲座上,主要告诉大家他如何在这些日子通过对新旧金宝的实地观察及调查,而进行未来可以研究的议题。

罗老师不仅长期从事客家历史研究,他同时也经常参与社区营造的相关事务。他于2011年曾到东马砂拉越州古晋省石隆门县的新尧湾去进行田野调查,甚至在那里待上了一段日子以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民俗风情。

罗老师说:“只有成为当地人,才能以当地的知识去认识那个世界。”他以有趣的比喻指出,人们都是戴着自己的眼镜去看世界,以为那就是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却忘了那不过是透过眼镜所看到的世界。唯有把眼镜摘下去了解当地,以当地的视角来看世界,那才是叫贴近当地。他认为只有在认识了当地人的观点&#201#20197;后,再回到书斋去进行研究时,才能够以他者(即客观)观点进行对话,最后形成该地的认识与了解。

罗老师期待着一本书由在座师生来完成,那就是《华人在金宝》。他认为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就希望能够更深入了解金宝这个还有待更多人去研究的华人社区。对于金宝的社会史,罗老师首先回顾丹斯里丘思东先生于722日的讲座所提出之金宝百年历史的分期。他以为丘先生所提及之金宝于锡市崩溃以后历经的十年经济衰退期、十年经济转型与复苏期以及2007年拉曼大学正式于金宝扎根以后所带来的经济腾飞与繁盛期,是很有意思的跨距不等的经济面向分期。其次罗老师还回顾黄文斌老师曾指导的许文杰同学一功能论的方式对金宝观音古庙所进行的考察研究,表示阅读之后受益良多。

在二十世纪初的金宝曾经出现不少华人组织,如福建学堂于1912年形成;一系列会馆纷纷于1921年以后成立;善后社、金宝古庙,以及各种联合会的成立。罗老师认为或许在他人看来,这些组织的成立不过是无聊的故事,然他却认为它们都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以会馆为例,它基本上所表现的就是华人移民社会时期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过去,祖籍所在地是南来华人共同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所留意的不是你从马来亚半岛的哪个州属来,而是你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南来。这就让罗老师留意到了南来移民死后安葬何处所导致的社区划分问题。在1955年会馆成立联合会以前,怡保的增城人在金宝去世以后可被安葬于金宝义山,然在1955年以后,金宝义山只能埋葬的是金宝出身的人。这就意味着“金宝”人权分类架构的出现,与往昔无根的流动社会不同。

此外,罗老师认为金宝的社区史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就已形成不变。他提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结构性位置的确定是1874年第四次拉律战争结束以后的邦咯条约,这种结构导致后来的华人社会只能变成现在的马来西亚华人,而不是以华人为主的马来西亚国族认同。锡矿生产的关键在于土地采矿权和劳动力的取得与控制,在早期时这些关键点都处无政府状态,而拉律战争就是无政府状态的恶果。由于邦咯条约的签订导致霹雳州引入英国参政司体制,他们允许马来人掌握王权,实际执政权在英国人手上。至于华人,则是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一种半自治的社会状态。对于政权和治权分离,华人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在中国,朝廷只能管到县以上,县以下则处于自治状态。持有这种汉文化的华人来到马来亚以后,基本上就是带着这样的华人文化世界观来到此处,于是才会觉得政权、治权与他无关。然邦咯条约确定了一件事情,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告诉我们,直到1957年马拉西亚独立、1963年沙巴、砂拉越加盟以后,政权与治权的合一都是掌控在马来人手上,至于华人则对政权、治权不会感到太强烈的兴趣。是故,金宝开埠时,这种体制就直接被引入成为金宝华人社会的结构性限制。

1904年至1955年这50年期间,金宝处于在地化华人社会形成的阶段。罗老师认为这些历史现象若能弄清,是可以与柔佛新山与麻坡等各种类似的个案进行对话。尽管在有些细节上仍然存在差别,然金宝之所以更有趣的要素是因为其锡矿丰富以及它与海峡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至于在1945年与1985年之间,则是传统社会的蓬勃发展。罗老师认为,显然在1970年代前后与1980年代前后出身的人们自然会亲身感受到金宝正处黄金年代之中。不过在1985年锡市崩溃以后,金宝随之从最美好的时代走入恐怖的大崩溃时代,这种崩溃所带来的萧条一直持续到1986年或1987年。锡价尽管曾稍微弹升,然又一路跌到了谷底,直至2000年以前,全球化的力量把金宝的锡体制给毁了。现在的锡价即使回到了标准的水平,锡体制一旦垮掉了就很难再成立,即使要重建也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

 

照片二:听众全神贯注地聆听罗烈师老师(左站立者)的精彩演讲。

1985年以前一个世代或两个世代的人都会亲眼目睹老街场蓬勃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建立在锡矿生产模式之上,其次才是如会馆等组织的政治社会体制。令罗老师感到惋惜的是,这一包含教育和信仰文化在内所组成的整体传统社会,年轻人无缘从头看到尾,也无法体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够深入体会,就能够努力去重新与再造老街场。

罗老师认为,尽管旧金宝有着一种在行动中的历史发展轨迹,新金宝于此同时已经产生。而旧金宝与新金宝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老街场与新街场之间的竞合关系,这是他身为外地人在俩者中间所感触。

1985年以后的30年曾经有过两次的巨变,那就是拉曼学院与拉曼大学的纷纷出现。罗老师以为,老街场与新街场之间是断裂性发展,因为俩者的生产模式显然不同,尤其是新街场更是以人数渐增的大学生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就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是建立在工厂式的锡矿生产基础上,而老街场及其会馆则是配合这种生产模式而出现。如今,拉曼大学所带来的大量暂时性迁入人口,导致庞大需求的出现以及为金宝新街场提供更多供给的机会,这是与之前以锡矿生产为基础的需求大有所不同。多留意这种断裂性发展对观察华人社会长期变迁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允许观察者同时留意到,有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可以避免的

最后,罗老师以为在拉曼大学扎根金宝以后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细节是值得留意的。尽管拉曼大学的学生本身可能不认为这是有什么好研究,但身为外来者的罗老师刚一来就对金宝的新旧社区充满了好奇。其中有如大产业与小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大学城生活与政商关系、两个世代的比较、新旧街场商业比较,甚至是消费文化与信仰文化的新旧比较,然后再从两者之间思考,它们有没有走向融合路线的可能性。

 

照片三:周蔚杉同学(站立者)向罗老师提问。

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时,蔚杉同学向罗老师请教老师对于新旧街场的竞合关系,究竟有什么改善意见?罗老师提及台湾经验,他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从西门町开始发展,直至二十世纪八零年代发展到极致,甚至创造了所谓台北市西门町的文化。然在1980年以后,由于东区的成立(101大楼),从而导致西区没落。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持续下去,就会出现所谓路小、公共设施不好及有务农倾向的老台北。不过换另一种角度去思考,那就是老街场其实是因为有旧的社会体制支撑着,才会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罗老师最后提醒,如今旧的社会体制已经垮台,它所依靠的生产模式即锡矿业没落了,如果老街场继续没有特殊作为的话,它的现状会越来越糟。

(林嘉培报导)

Last updated: 06 Jan 2016 by ICS © 2003 - 201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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