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历史研究青年培训计划(二):华人历史的书写与田野调查方法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要先发掘祖先留下什么给我们?”

 

这是主讲人黄文斌老师在《华人历史的书写与田野调查方法》讲座上,给同学们的其中一句话。本讲座于2015710日中午12时至2时,在PF067室圆满举行。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我们一直处于边缘,过于悲观;但若能吸收祖先的留下来的东西,未来的路,我们就有办法。”黄老师指出,“犹太人亡国一千多年&##65292;最后能复国是靠文化传承的力量”;“孩子小的时候,母亲给他们讲犹太人的智慧与故事,十二岁时有成年礼,也定时聚会。深厚的文化是怎样形成的?靠的是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有没有前途,也决定她有没有历史文化。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要做得好,就要靠方法,这也是我们主办一系列研究方法讲座培训同学的原因。”

    

 

黄老师表示,清朝末年以后,若要继续写中国人的历史,恐怕不得不注意海外华人的移民历史,而书写华人移民史,不得不写美国华人、东南亚华人及台湾华人。不过,本地华人研究的历史非常短,还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一代比一代好,整个社会阶层都在改变。华人社会在1800年中期因锡矿业南来,印度移民的社会也在1900年之后因橡胶业发展移居马来亚,但印度人的社会阶层流动(Social Mobility)改变不大。”华人是怎么生存过来的,华人的力量从何而来,是黄老师一直在找寻的答案。

 

在马来西亚,中文系无论在课程设计或社会地位都比较特殊。因国情问题,中学之后,想以中文书写、教学、认识中华文化传统,也只能到中文系就读。“所以我们的中文系课程涵盖文、史、哲、语文、当代中国研究与马来西亚华人及文学研究等。职是之故,中文系的‘负担’是很重的”;“文献分析法是中文系训练方法最大的特色,也是中文系给我们最好的训练。”然而,黄老师补充,如果我们只通过文献来从事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会很理想,“因为这门学科非常缺乏文献记录”。缺乏文献,要怎么做研究?且听黄老师娓娓道来。

 

华人研究对本地华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成长的经验已与祖先大不相同。这块土地对华人将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未来我们要什么,应该怎么做才有前途。“我们的祖先移民到这里,很大部分是劳动阶层,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制也产生改变,已经没有了‘士’的阶层,唯一能改变社会结构的是商人阶层。这些人赚钱后就办教育、从事慈善活动等回馈社会,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文化的底蕴是决定民族前途的关键力量;历史丰厚的积淀才能形成文化底蕴。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马来西亚华人从明朝至现在的历史,必须着手整理资料及从生活中找到材料。”从生活层面去寻找资料以论述我们祖先的历史,就不会沦为空谈。

 

黄老师继而分享其从事马六甲三宝山研究时,寻找档案的经验。“1511年,葡萄牙统治马六甲,但在国家档案馆却没有收藏几件材料。原本期待1641年至1824年荷兰统治时代会有文献,但档案也很少。我很失望,因荷兰人鼓励中国人南来帮忙开发马六甲,理应有很多资料才对。故我开始跑三宝山查看墓碑,发现乾隆时期(1735-1795)每一年都有人葬在三宝山上,这表示一个地方人口够稠密才会有这种现象。换言之,自1735年之后已有大量的中国人来马六甲。如果没有做田野调查,也许不会发现这一现象。具体的人口数据,还有待查找档案”

 

虽然缺乏文献,若懂得田野调查及口述访谈,基本上是可以从事研究的。曾有一位金马仑同学要研究一所华文学校,但手上只有一本特刊,而这所华文小学校的特色,是虽属于华小,却有印度小学的课程。换言之,华人小孩读中文,印度小孩读淡米尔文,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于是我让学生在学校门口观察,发现印度同学都是由母亲骑摩托车送来上学,华人同学都是由父母开车送过来,然后再请同学去看看学校一公里内住宅区人口的分布,也发问卷给家长作调查等。最后这位学生应用这些材料写出来一本毕业论文。”老师强调,做田调最重要的不在天资聪明与否,而是是否用心、努力。

 

不过,所有的东西,最后还是得回归文献。“文献不一定是纸张上书写的文字,也可以是碑文或有文字文物等。马六甲青云亭里面,很多有文字的东西,我们都把它看做文献的一部分。会议记录、会馆特刊也是文献的一部分。”黄老师指出会馆特刊的价值还是以早期的可靠性较高。“吉隆坡广肇会馆在1888年成立,1957年出版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负责编特刊的人曾在香港读书,懂得历史,是位有史观的人。他把1888年广肇人在吉隆坡发生的事情收录在内,所有我们才得以知道当年发生的事情。越老的特刊越有历史价值,越重要。”

 

 

谈到这里,黄老师以三宝山为例,让同学们知道通过墓碑重塑历史的方法。“从墓碑上知道墓主是谁,在哪一年去世,孩子是谁等。”此外,他也提到每次到三宝山时,师生不管任何宗教信仰,都需先到山下的宝山亭进行敬礼膜拜。“天主教的同学不行礼,也需保持恭敬的心在一旁陪同。唯独一次,由于我有事在身,一批同学们自行前往马六甲,缺了这一步骤,当天就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黄老师打趣,除了以上例子,从事研究时基本上很多“无形的朋友”都在帮忙,所以进行得很顺利。

 

黄老师认为,“中文系的同学懂得读碑文,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若不放弃中文系的文献基础,我们的研究可以做得比人类学、社会学家更好,前提是我们必须学懂他们运用的方法。从事田调,第一要学观察,第二要学推理。”黄老师再次以三宝山为例,讲述观察与推理有多重要,“在早期(1985年)的记录中,某个区域只有一个乾隆时期的墓,这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再去考察时,就特别到该区巡视,果然发现了另外三个墓碑,其中两个墓是新发现的。在我们拍照、记录后,打算离开时,就下起了雨。”黄老师藉此表示,从事相关研究,心地一定要正直及真诚,不能有歪念。

 

另一方面,进行口述历史时要注意什么东西?“各位要有历史感,要懂得计算年代。一位受访者若已85岁,表示他在1930年出生,日军南侵时已经12岁,已懂事了,如果要从他们口中知道当时的事情,是可靠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些人为因素导致的记忆错误,所以文献还是很重要的。”换言之,采访之后,还是得做判断,不能全信对方所说的话。

 

最后,黄老师也与大家分享从事金宝增龙会馆研究的经验,“我曾到会馆去作观察,如春祭、秋祭仪式等是怎么进行的。这些仪式可能没有文献记载,或者是有文献记载,但很难凭空想象,这时就需辅以实地考察,才能感受什么是春秋两祭。”“人类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participant observation,亲自去观察及感受。人类学家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是如何做研究的呢?就是去跟土人住两三年,观察土人的祭祀活动等。因为人类学家做了这个事情,次数渐多,就有了理论,也变成一门学科。人类学家跟研究对象生活久了,就有了感受,研究成果也比较正确。”黄老师鼓励同学们,如果要做本地华人研究,就要去参与活动及仪式,从中感受、挖掘其中的意义。

 

黄老师总结,要实地考察,身历其境,亲自感受,辅以文献,才能写出真实的东西。“有去过一个地方,或没有去过一个地方,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马六甲三宝山研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些旧记录是错误的,不要过于依赖文献。”实地考察,不仅能弥补文献的不足,也能让研究者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述,开展另一个局面。

 

(陈慧倩报导)

 

Last updated: 06 Jan 2016 by ICS © 2003 - 201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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