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历史研究青年培训计划(一):口述历史方法

何谓口述历史?杜忠全老师指出,“口述历史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在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据杜老师所知,马大历史系仍以文献为主要史料来源,“口述的成果可靠与否,是有争议的,因它仅是人类的记忆。”

 

  

然而,在重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时,口述偏偏是重要的资料采集方法。诚如黄文斌老师所言,“如果我们这一辈不从事历史重构的工作,待年长一辈离开,线索全断,就更困难了。”秉持这种想法,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人及文化研究组)希望能栽培更多新生代从事华人历史研究,并敲定于20156月开始,通过讲座等活动,进行长达一年的华人历史研究青年培训计划。首场讲座于2015619日(星期五)中午12时,假PF067会议室进行,由杜忠全老师主讲《口述历史:华人历史研究》。讲座负责同学林嘉培致开场白时表示:“虽然活动是为培训计划的学员所设置,但也欢迎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出席。”

 

杜老师透露,本身并不是历史系出身,这次讲座仅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与同学们分享进行口述历史的点滴。“不过,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人身上,会表现出不同的记忆、立场与观点。”故,进行口述历史,应尽可能找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记忆里头,来找出历史事实,“否则就会太片面。”

 

那么,哪些人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的采集对象?答案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或近观者。“由局中人谈自己的经历或过程;至于近观者,虽不是历史的主角,但他/她看到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这样的一个视角有其局限,一旦超出了近观者的所知范围,就没办法得到答案。“谁去执行?可以是社区工作者、志工、地方志编纂者、历史学家、记者等。”记者的访谈就会有即时的影响,旧报道存下来后,就成为一个历史记录。

 

访谈时,可以用纸笔,也可以准备电子器材录音录影存档。不过,杜老师强调,访谈的方式,还是得取决于受访者。“有些老人家看到电子器材就很紧张,一些老人家则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表现自然,一旦采访者开始录音,他们就表现得很紧张。不过,有些历史采集者,如张吉安先生就常常带着一大袋器材出门,随时可以进行口述历史。最理想者,当然还是能留下声音、影像。”当然,采访者必须先跟受访者有良好沟通,如:先敲定时间,把问题准备好给受访者,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回忆,才有利录音录影访谈的进行。“工程比较浩大的部分,是在录音录影后,把每一个笑声、停顿,都严格记录下来,如实整理成文字。”

 

较特殊的情况,是有些受访者要求只能录音,但只能在他离世后,或是离世特定年限后才能公开内容。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受访者可能提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内容或观点,但不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中引起困扰。

 

再者,作为一个采访者,不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在心虚,在访谈开始前要先做功课或考察,对整个地方的背景与大事件有一定的掌握“受访者讲的东西可能是错的,但不要打断对方,可以之后再去查文献,之后再跟受访者确认或询问。”若对方坚持自己所讲是对的,那么这个事件就有一个空间;若其他人也有一致的口径,那么这件事就值得研究,因为一个人的记忆可能有失误,但一群人都这么说的话,历史的记载就有重新被检视的必要。

 

杜老师提醒同学们,不要忌讳礼貌性的回避。“有时候,一些问题对受访者来讲是比较尴尬的问题,比如说,想要知道受访者父亲不好的一面,这些问题就不要问受访者,而应通过别的管道,询问他人。”有些老人家谈到一个部分,思路突然中断,访谈者可以适时重复受访者讲的最后一句话或几个字,让老人家接回话题。“谈话过程中,要给受访者适时的、恰当的回应,鼓励他继续往下说,否则受访者可能会越讲越无趣,草草结束谈话。另外,访谈过程中也不必急于打破沉默,因为受访者可能在回想,不要以为沉默的片刻很尴尬,否则可能会打断受访者的思路。”

 

“一般上,我们会先把问题设计好,或是传给受访者,但到了现场,却不一定要照着‘剧本’走,这就要看访谈者的本事了。我们也可以顺着受访者的谈话逻辑来提问,你觉得可以展开话题往下问的话,就可以延伸。”但要注意,要问相关概念的问题,若离得太远,则需先把问题记下,待受访者回答完毕后,再另外展开一个新话题,否则整个谈话就会很乱,要集中话题。

 

至于口述历史的道德规范,则是要忠实记载受访者的陈述,也不能诱导被访问者;同时要理解受访者背景,就能了解其观点、立场、历史视角,或是他所代表的阶层。另外,也不能纯相信受访者的话,或以其史观为史观。“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有这样的史观,但采集他的谈话后,你可以承认对方的史观,但最后的整理,不能以受访者的谈话为主要方向。”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人对口述历史提出质疑,因太多因素会导致记忆失真。受访者可能经历过某些事,让受访者产生恐慌,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或是因惊慌而转移。“他不是骗你,而是他真的以为曾发生过。”所以,除了要忠实记录受访者的谈话,也要有能力挑出受访者叙述错误的本领,要看到对方的限制在哪里。

 

在开放讨论环节,杜老师针对同学们的提问给予回复:“国家地理杂志、访谈的内容可以被引用。

 

 

但访谈者需记录访谈时间、地点、受访者姓名年龄及大致背景。”一位同学也发问:若民间能搜查到的资料十分匮乏,知道有关历史的人也寥寥无几的话,应该怎么办?杜老师建议,最方便的,先查地方档案馆,之后再往吉隆坡,新加坡,英国等地查询。主持人黄文斌老师补充,查资料需要看看年代:“二战或独立后的资料,可先在地方档案馆查询;国家档案馆属于中央,老的文件,还是得到总部。”

 

讨论至此,同学们的发问越加踊跃:“若只有口述历史,完全没有文献,那么论文的成果,是否被承认?”杜老师表示需好好跟对方访谈,把访谈转为文字,作论文附录,黄老师顺此话头提醒同学们:“让受访者重审自己的谈话。口述历史到底能不能用,就要看对方所讲的话是否合理或可靠。多听几个人,就知道受访者讲的东西是否可靠。若访谈者与文献的说法不同,一时没办法证实,作为研究者就要把两种说法都记录下来,让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努力查找真相。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判断也写进去。”

 

如果受访者年纪太大,只访谈了数次就去世,受访者也没办法审核自己的说法,又该怎么办?杜老师表示,没有经过受访者确认,如果访谈者依然要用,就要说明情况,由访谈者自己负责。

 

开放讨论环节告一段落之后,主持人黄老师为此讲座作总结谈话:“这个活动是我倡议的,目的是培养年青人进行华人历史的研究。中文系的特点,是读文献,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气力,去读文献、认真读懂古文,这也是中文系三年来对大家最大的训练,对以后从事历史研究会有很大帮助。”黄老师补充,马来西亚的情况很特殊,如果只通过文献作研究,是有局限的。因为文学与社会、时代、历史有关系的,如果只懂得分析文本、美学,视野有限;相对来说,读历史的人也需要通文学、思想,因历史、文学、思想,在以前是一体的,民国以后,才把学科分得很细。

 

在古代,做人、做事、读书,是一体的,如果对生活的体验越丰富,眼光越锐利,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多。“今天,虽然分科分得很细,但基本上都是相通的。在马来西亚,要用中文作研究,只有在中文系才可以。所以在马来西亚的中文系,是文史哲、语言、华人研究不分家。有缺点,就是不精,但不精就不代表不好,你如果博、通,眼光就会跟比人不同。希望各位同学不要把自己的视角锁在一个范围。”

(陈慧倩报道)

 

Last updated: 06 Jan 2016 by ICS © 2003 - 201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Legal Statement | Terms of U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