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无未教授: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及其世界汉语教育史意义

 

       


2013108日,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汉学组于中华研究院(PJ校区)举办了一场题为「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及其世界汉语教育史意义」的学术讲座。主讲人李无未教授,为中国厦门大学林语堂文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对汉语语音史与中外汉语音韵学史、近代日韩中国语教科书语言、中国先秦礼仪制度等颇有研究。已出版《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汉语音韵学通论》、《周代朝聘制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中国历代宾礼》、《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等著述。

 

李教授在开场白中即谦虚地要大家只当这是一场互通有无的讨论会,而非讲座。他说道,日本历来与中国有所往来,对中国官话的学习亦相当热衷。在明治时期(公元1868-1911)或更早以前,日本学的中国官话原本是南京官话,而当时中国的主体语言已经是北京官话了。后来日本人发现两者的语言对应不上,难以沟通,才转而学习北京官话。然而学习的基本条件是教材,于是李教授便为大家介绍了当时北京官话课本的发展概况。由于最初中国及日本都无这方面的教材,因此日本人只好学习1867年英国人威妥玛编的北京官话教科书《语言自迩集》。到1879年,日本学者广部精以《语言自迩集》为蓝本编写了《亚细亚言语集支那语官话部》,为第一部由日本人自己编写的北京官话教科书。继而《官话指南》也应运而生,并且被认为是摆脱《语言自迩集》的窠臼而第一次由日本人自己真正创新的北京官话教科书。此后,有关方面的教材越来越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支那文典》,其原书是由美国传教士高第丕和中国人张儒珍合著的《文学书官话》。

               

大略介绍了明治时代的北京官话课本的发展脉络后,李教授继而谈及做这方面研究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意义。首先就语言本身而言,北京官话可说是为以后的普通话以及世界汉语教学奠定了语言「规范」基础,具有研究意义。其次在教材方面,日本北京官话教材编写体式由模仿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到独立创新以至全面发展,其形成的动因与机制究竟为何甚具研究价值。再次,其所体现的丰富多彩的教学理论与方法,对世界汉语教学贡献甚大,值得借鉴。另外,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时为侵略中国所设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语言学习,以达到刺探情报、搜集资料的目的,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编写体现了那个时代中日关系「非正常化」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上也是非常特殊的,值得深思。

 

最后,谈到中国与日本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对比时,李教授感叹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做得比中国精细,尤其对《切韵》和《韵镜》的研究。李教授说,《韵镜》产生在中国,「《韵镜》学」却产生在日本,甚至还用在占卜上,有「日本的《周易》」之称,可见《韵镜》的魅力对日本人而言非同一般,但在中国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使李教授深怀感概。

 

在问答环节,郑文泉老师提问说北京官话并非通行全中国的语言,日本如何单靠北京官话来有效地收集情报,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对此李教授回应说,他在收集资料时也发现,日本当时在语言学习上并非只学北京官话,而是包含了闽南话、上海话、广东话、南京官话等的学习,可说是全面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只不过李教授的研究是以北京官话为题而已。至于陈中和老师提问的南京官话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语言体系,是否明朝遗留下来的官话,李教授亦作了详细的解答,并认为从总体的历史发展上看,南京官话是一种阶段性而非连续性的语言体系。对于谢宝駍同学提出的日语中某些念法与中国方言如闽南语、客家话等相近的现象,李教授说那是由于如今的日音包含了六个汉音层次的缘故,而这又与日音乃随中国各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有关。

(李小柳 报道)

 

 

Last updated: 01 Nov 2013 by ICS © 2003 - 2019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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